1. 泰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社区力量:卫生志愿者的贡献The Role of Village Health Volunteers in Thailand’s Resilience against COVID-19 (2021)
在新冠疫情初期,泰国凭借其庞大的“基层民兵”——乡村卫生志愿者(VHV)实现了极低的基础感染率。这篇文献详细记录了超过100万名志愿者如何进行挨家挨户的健康监测、心理疏导和疫苗接种动员。该研究被认为是研究社区参与公共卫生的经典案例,揭示了非专业医护人员在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中的巨大潜力。
2. 泰国消除艾滋病与梅毒母婴传播的历程Elimina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and Syphilis: Thailand’s Success Story (2016/2019 更新)
泰国是亚太地区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认证消除艾滋病和梅毒母婴传播的国家。这篇经典文献详细梳理了其成功要素:包括100%的产前检查覆盖率、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标点符号、和以及不能并存强大的实验室支持。文章还特别讨论了如何将边缘群体(如外籍劳工)纳入该系统,以确保不遗漏任何一名母亲。
链接: Elimina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and syphilis in Cuba and Thailand - PMC
3. 新加坡五十年来的登革热防控经验——对全球登革热防控的启示Singapore’s 5 decades of den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ngue control
本文总结了新加坡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登革热流行病学、风险因素和预防方面汲取的经验教训。在此期间,新加坡从一个拥有190万人口的城市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60万人口的高度城市化、全球化的城邦国家。新加坡地处热带气候,城市化进程中绿树成荫的环境为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登革热的传播媒介)的繁殖创造了理想的条件。早在1921年,新加坡就启动了一项主要针对疟疾的病媒控制计划,但直到1966年才成立病媒控制小组(VCU),专门负责应对20世纪60年代首次记录的登革出血热(DHF)。该项目以减少传染源和开展公众教育为核心,并基于对传播媒介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成功地将伊蚊家庭指数(HI)从1966年的48%降低到20世纪70年代的5%以下。通过立法等手段进一步加强该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起,伊蚊家庭指数已降至1%左右。目前的项目具有四个关键特征:(i)在疫情暴发期间加强主动的流行间期监测和控制;(ii)基于先进数据分析的风险导向型预防和干预策略;(iii)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众之间协调一致的跨部门合作;以及(iv)基于证据采用新的工具和策略。在过去的50年中,居民的登革热血清阳性率和感染力(FOI)持续大幅下降。这与登革热发病年龄推迟到成年期,且老年人病情最严重的观察结果相符。矛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登革热病例和疫情报告数量反而增加,甚至出现了破纪录的疫情。我们认为,新加坡疫情暴发风险增加的原因在于人群免疫力低下、新病毒变种不断出现、城市中心扩张以及人口密度增加。报告疫情规模的扩大也可能归因于诊断和监测技术的进步,这至少部分解释了病例数上升趋势与登革热血清阳性率持续下降之间的矛盾。气候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全球互联互通加剧等全球和本地环境的变化预计将使登革热防控更具挑战性。采用新型媒介监测和控制工具,例如诱蚊器和沃尔巴克氏体技术,对于遏制登革热和其他伊蚊传播疾病日益增长的威胁至关重要。
链接: Singapore’s 5 decades of den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ngue control - PMC